亚运：洲际运动会的范本——读《从新德里到杭州：七十二年亚运路》
编者按：杭州亚运会开幕在即，这是继1990年北京亚运会、2010年广州亚运会之后，中国第三次举办亚洲最高规格的综合性大型竞技盛事。吴潮教授的新著《从新德里到杭州：七十二年亚运路》，正合时运，游戏世界是人类文明诞生的根基。运动世界从本体论意义上讲，就是游戏世界，我们在游戏世界里消解了价值对立，为此，人类才有命运共同体的大同场域。所以体育世界恰恰是人类消解对立的文化途径，在运动的游戏世界里，人类获得了生命感的真实性。体育代表着文化正统，世界不能没有体育，体育为世界树立文化存在。体育运动成为了不死的文化场，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家园。这篇书评从打不断的亚运、国族与竞技的双重变奏、电竞和亚运谁更需要谁等多个角度，分析亚运会在人类文明历史中的价值，探讨杭州亚运给世界体育运动的未来发展带来怎样的可能。特发此文，以飨读者。
亚运：洲际运动会的范本
——读《从新德里到杭州：七十二年亚运路》
文 | 吴驷，思聪
游戏先于文明，游戏创造文明。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中指出，游戏的重要特征：它创造秩序，它就是秩序。它把一种暂时而有限的完美带入不完善的世界和混乱的生活当中——西泠印社最新推出的《从新德里到杭州：七十二年亚运路》（吴潮、赵晓兰著）就深刻而生动印证了这一点。
《从新德里到杭州》记述，1951年第一届亚运会在新德里开幕，它原定于1950年举办，由于经费筹措困难、场地和器材不能按时到位等因素被迫延期一年，结果就在首届亚运会开幕之前，第一届泛美运动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幕，仅仅迟了七天，全世界第一个洲级运动会的历史纪录和荣誉落到美洲人头上。但亚运会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很好地印证了体育是如何跨越国际纷争，最大限度地包容了亚洲地区的民族文化多样性，这是其他洲级运动会无法企及的，与它同一年起步的泛美运动会也被远远甩在后面，国际奥委会因此将亚运会视为洲级运动会范本。
一、有规则游戏：打不断的亚运
《从新德里到杭州》一书讨论阿富汗体育时，引入国际学术界热门书《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令人玩味。《无规则游戏》说的是阿富汗及中亚草原上盛行一种被称为“布兹卡谢”马背叨羊游戏。游戏中，大家各自骑上马匹，瞄准地上的山羊尸体发起攻击。参赛人数也从来没有具体规定，甚至没有裁判。这种游戏并无犯规一说，自然也不需要有人维护规则。要想约束选手的行为，只能依靠传统习俗以及乡规民约，而且需要参赛者相互之间形成一种自觉。《无规则游戏》作者由此联想200多年来的阿富汗社会，就好像一场轰轰烈烈的“布兹卡谢”。阿富汗这片土地成了马背叨羊游戏，为了各自的战略利益，世界强权纷纷加入，这也是一场没有规则的游戏，其利益关系是全球性的，阿富汗不幸卷入混战。
《无规则游戏》可谓是国际史学方面的力作，但作者显然不谙体育游戏的奥秘。在阿富汗土地上持续的大国纷争，看上去毫无规则，你方唱罢我登场、剪不断理还乱，但阿富汗人不亦乐乎的游戏世界却有着其自身逻辑和规则。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游戏就是遵守规则，我们在不知道规则是什么的前提下就进入游戏活动了，进入之后自然“盲目地”遵守了显现出来的规则。前面提到布兹卡谢游戏参与者“依靠传统习俗以及乡规民约相互之间形成一种自觉”，这种自觉恰恰是基于游戏者的规则意识，这也正是康德所讨论的自律和自由，自由就是自主行动，自主行动意味着按照自己制定的法则行动。
阿富汗的历史虽然屡屡被打断，但百年来阿富汗人投身体育运动的热情却始终高涨。阿富汗与国际体坛的渊源是很多国家比不了的：1934年就成立了奥委会；1936年首次组团参加奥运会，与我们中国是同一年。阿富汗是首批签署《亚洲运动会联合会章程》的5个国家之一（印度、阿富汗、缅甸、巴基斯坦、菲律宾）。2001年塔利班政权被推翻之后，新政权随即报名参加2002年的釜山亚运会。阿富汗足球队直到釜山亚运会举行的前几周才组建，当他们从阿富汗越过巴基斯坦边界前往韩国时，在边境被巴基斯坦边防部队拦住。足球队员们拿出亚奥理事会和国际足联的公函，表明他们的确是阿富汗国家队，巴基斯坦边防军还是不相信，怀疑这些看上去疲惫不堪胡子拉碴的人是难民，直到确认之后才放行。
亚运会最近一次弃办是越南河内，但紧跟着就由印尼补上，雅加达成功地举办了2018年亚运会。近几届亚运会的承办经费吓人：2002年釜山投入29亿美元，2006年多哈28亿美元，2014年仁川的投入也超过10亿美元，而越南体育部门当初提出办会预算经费只有1.5亿美元，显然缺口巨大。随着中国城市经济的强势崛起，亚运会持续发展又有了强大的保障。申办亚运最执着要数广州，广州萌发举办亚运会的念头非常早，北京在获得1990年亚运会主办权之后，向国家申请13亿元的财政支持，而国家只拟拨7亿元，缺口较大。当时广州举办全运会，投资3亿元兴建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型综合体育场所，广州提出接手亚运会，但后来北京还是克服困难成功举办。2002年广州申亚工作启动之后，获悉上海也有申办意向，广州不免感到有压力。广州对上海进行摸底，上海方面的回复是：上海早在几年前就已启动申亚工作，不过现在上海正在申办2010年世博会，若申博成功可放弃申亚，若申博不成功则继续申亚。结果上海申办2010年世博会成功，使广州少了一个来自国内的最大竞争者。这回杭州申亚一帆风顺，在申办的现场提问环节，杭州申亚代表团事先准备的100多个问题，竟然一个都没用上。
亚运会历史上最尴尬的角色莫过于以色列，长期的民族地缘政治冲突使得以色列不得不退出亚洲体育竞技赛场。以色列与土耳其、塞浦路斯死活不承认自己是亚洲国家不愿意参加亚洲体育赛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色列执着于亚洲地区的体育活动。但阿拉伯世界把以色列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双方几十年间在战场上打了一仗又一仗，这样就很难在赛场上作为比赛对手交手。在各种体育赛会上，赛事主办者都尽量避免让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在赛场上相遇。但是，在所有的比赛尤其是亚洲地区的体育赛事中完全做到这一点实在不可能，因此很多赛会就被这些抵制搅得乱七八糟，赛事主办者左支右绌，国际体坛为此一个头两个大。为了确保亚运顺利进行，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成了以色列参加的最后一届亚运会。
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还有一个“我赛故我在”的有趣插曲。中国摔跤队是“文革”当中被最先解散的运动队，队员们星散全国，不再从事这项运动。中国本不打算参加德黑兰亚运的摔跤比赛，然而此时冒出来一个非亚洲国家——南斯拉夫，该国摔跤协会致函中华体育总会，要求中国无论如何要派摔跤选手去参加亚运会。原来，南斯拉夫当时正在国际摔跤联合会里提交恢复中国席位的议案，这一议案遭到某些国家质疑，理由是中国已取消摔跤运动，所以南斯拉夫要求中国必须派员参赛，以证明中国的摔跤运动依然健在。人家的一番好意自然不能辜负，国家体委找回3名运动员，组建起中国摔跤队。
从打不断的亚运到打不断的奥运。日本曾获1940年奥运会主办权，但是走上战争之路后的日本没能如愿。1958年东京亚运会，日本抓住这个重塑国家形象的机会，将亚运会与奥运会接轨，亚运升格为仅次于奥运的运动会。次年，国际奥委会开会决定1964年奥运主办地，东京亚运成就给国际奥委会留下深刻印象，成为重要加分项，在最后的投票中，东京以绝对优势战胜美国底特律、奥地利维也纳和比利时布鲁塞尔，获得奥运会主办权。
二、国族与竞技的双重变奏
百年来现代体育运动可以说是沿着两条进路展开：一条是政治层面国家民族的生存动力，另一条是体育文化自身的竞技魅力。这两条体育进路交织渗透在一起，它使得现代体育运动呈现着错综复杂的局面，亚运会可以说是勇敢前行。
在《从新徳里到杭州》一书梳理的七十二年亚运历程可以看到，政治与体育的完美互动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韩两国之间。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中韩之间处于敌对状态，但是1983年北京向亚奥理事会提出举办1990年第11届亚运会的申请，中国相关职能部门发函亚奥理事会做出保证，届时将让包括韩国在内的所有亚奥理事会成员入境参加。1986年、1988年中国派出了大型代表团分别参加了韩国汉城亚运会、奥运会，从而中国和韩国利用亚运会、奥运会铺平了建立外交关系的道路。1990年北京亚运会，韩国为了表示对中国的支持，提供了亚运会的20%经费，韩国企业在亚运会期间还支付大量广告费。与此同时，1986年中韩在汉城进行了亚运有史以来最为精彩的金牌大战。在运动会闭幕前一天居然出现92:92的局面。最后一天中国的夺金点只有2个，最后中国队拿到了这两枚金牌，而韩国队只夺走了一枚金牌，94：93，中国惊险胜出。这也是亚运最后的金牌厮杀，从此中国军团一骑绝尘，亚运金牌大战再无悬念。
亚运会在印度著名政治领袖尼赫鲁的倡导下，1947年于新德里召开了泛亚洲会议，正值印度获得独立的前夜，亚洲的未来成为主题，加之尼赫鲁有着亚洲领袖的情结，因此会议过程中充溢着高昂的亚洲民族激情。尼赫鲁说道:“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终点，站在另一个新时代的起点上。”尼赫鲁向会议参加者提出举办亚洲运动会的倡议，得到与会各国的支持。
亚洲体育史曾出现了新兴力量运动会分庭抗礼的艰辛一幕。1962年亚运会在雅加达举行时，由于拒绝中国台湾和以色列的参赛，印尼与国际奥委会爆发激烈冲突，这种局面让中国和印尼有了一个想法，建立一个不受国际奥委会约束的国际体育组织。于是1963年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在雅加达开幕，48个国家和地区参赛。新运会作为一个与奥运会亚运会打擂台的运动体系，引起了极大关注。它一度对奥林匹克运动构成严重威胁，使它面临着分裂。但新兴力量运动会很快就夭折，在于其问世之际就有着先天的隐患。新运会体系的诞生是政治斗争的产物，国家的意志居主导地位，这与国际奥委会和亚运会的民间组织性质有所不同。这种政治意图的贯彻也体现于赛事之中。新运会开幕后，羽毛球成为印度尼西亚人最关注的项目，他们对金牌十分渴望。由于新运会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举办，并没有完全按照体育运动的运行规律和内在逻辑建立起相应的组织机构，而且多数参与者热情有限，并不愿意脱离原有的奥运会和亚运会体系，因此一旦承担召集人作用的国家出现问题，无法发挥领袖的作用，发展之路就难以为继。新运会虽夭折了，但它是战后第三世界国家首次主导的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对中国的竞技体育事业而言，是新中国首次全面参加的一个综合性大型国际运动会。
《从新德里到杭州》一书深刻地揭示了亚洲体育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与亚洲地区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高度结合。由于政治和外交等多种因素，中国没有参加第一至第六届亚运会。伊朗在获得第七届亚运会主办权之后，他们强烈意识到：如果能争取到中国参加亚运会，能大大提升亚运会的含金量，给亚运会带来脱胎换骨的变化，它也能凸显伊朗在亚洲地缘政治中的影响。1973年，亚运会联合会投票决定：中国参加亚运会和驱逐打着“中华民国”旗号的中国台湾体育组织。当时形势尚不乐观，因为亚运会联合会理事会共有2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有11个，中国为此展开积极的体育外交攻势，伊朗方面亦给予强力助攻，甚至放出狠话：“伊朗国王巴列维一再申明，没有中国参加，就没有亚运会，如果中国不参加，亚运会就不开了。”最终投票结果是中国加入亚运大家庭。
2002年釜山亚运会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展现了亚洲体坛对亚洲地缘政治的影响力和地区国际关系良性发展的贡献度。釜山亚运会为世界上演了一个经典场面：开幕式上，韩国与朝鲜两国选手共擎朝鲜半岛旗帜入场，并且由两国运动员共举一支火炬一起点燃亚运圣火。朝鲜韩国联合组团参加大型运动会入场式始于2000年悉尼奥运会，但那是在第三国的土地上，釜山亚运会是在韩国土地上举办，情况有着巨大区别。
三、电竞和奥运亚运：谁更需要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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